喜马拉雅山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你？听听他们怎么说

　　那并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落后封闭的王朝，吐蕃曾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联系 

　　普利兹克家族的吐蕃猜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发于2019.7.15总第907期《中国新闻周刊》

　　地处甘肃省西北的敦煌，以石窟和壁画闻名世界。1200多年前，敦煌被吐蕃占领，但丝绸之路上的东来西往并未断绝。东方的大唐帝国，中亚的波斯、粟特与正在兴起的阿拉伯，以及南部的尼泊尔、印度，各国商队都在敦煌驻足休息，不同的文化风俗在这里激荡融合，留存于那时人们的服饰、器皿和宗教塑像中，又随着王朝的覆灭而被遗忘。

　　“那并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落后封闭的王朝，吐蕃曾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联系。”借用全世界30多家机构的120余件文物，大卫·普利兹克拼凑出他对吐蕃王朝贵族生活的猜想，这也包括他所在的普利兹克家族40多年来的艺术收藏。

　　以设立普利兹克建筑奖而闻名的普利兹克家族，在中国敦煌策划了一场“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作为策展人，大卫·普利兹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于我和我的家人，这个展览是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一梦想得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与东道主敦煌研究院的支持。该院副院长罗华庆说，“我们希望为展览提供一个原始语境。”

　　东方探险

　　“喜马拉雅山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你？”这个问题，大卫从未问过他的父母，尽管从他5岁起，每年夏天都会跟随父母到喜马拉雅山探险，不过，这却是他祖父曾问过他父亲的问题。

　　1975年，大卫的父亲托马斯·普利兹克与未婚妻玛格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山。“我们爱这里的山、友善的人，和这里的文化，那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托马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古希腊文化发展而来的欧洲现代文明不同，从克什米尔向东绵延2400多公里到青藏高原南部，喜马拉雅山承载了沿途国家和地区千年来的敬仰和崇拜。在梵语中，“喜马拉雅”译为“雪域”，它的每一处山峰、湖泊与河流都被当地人视为神圣的化身。珠穆朗玛峰在藏语是“大地之母”的意思，而在山的另一侧，它被称为“萨加玛塔”，那是尼泊尔人心中的“天宫”。

　　“起初，我们只是想体验另一种文化，但这逐渐成为一种只增不减的探索与热爱。”托马斯说，他和玛格的“超长”蜜月期也是在喜马拉雅山中度过的，他们向北徒步穿越山脉，然后沿着山的东北坡走了800多公里，直到人迹罕至的地方。

　　这份耗时的爱好并没有耽误托马斯的主业，他如父亲所愿，接手了家族生意。普利兹克家族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881年，托马斯的曾祖父尼古拉斯，从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个犹太区辗转来到美国芝加哥，最终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等到托马斯的父亲杰伊·普利兹克出生时，这个庞大的犹太家族已然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1957年，杰伊带领家族走向又一个高峰——收购凯悦酒店。如今，这个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凯悦酒店集团在全球55个国家经营着750多家酒店和度假村，市值80多亿美元。

　　杰伊与妻子于1979年共同创立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每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在托马斯继任该奖基金会主席后的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第一次颁给中国的建筑师王澍，令这一奖项从建筑学界走进国内大众视野。

　　身兼数职的托马斯从未中断在亚洲的探险。1988年秋冬之际，他与玛格的探险小队迎来了新成员，5岁的大卫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山，当时他被放在一个篮子里，由当地人背着走。那之后几乎每年夏天，大卫都会来尼泊尔度假，到十二三岁，他开始参与比较严肃的考古研究工作。

　　2000年前后的一次旅行中，大卫和父母在尼泊尔西部一座寺庙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图书馆。通过测量，他们发现寺庙外围比内部大了很多，但庙里的僧人并不同意把墙推倒，直到他们承诺承担推墙的后果，“包括屋顶和其他地方的修复”。大卫补充说，“结果出乎意料，那里面存放着13世纪的书籍，就像敦煌的藏经洞一样。”

　　“在考古过程中，我们逐渐(从文物上)发现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它们曾互相影响。”玛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欧美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才刚开始，这些发现激发了普利兹克一家更大的探索热情。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大卫应邀到纽约做一位策展人的助理。随着越来越多的咨询和策展工作，大卫发觉他需要更专业的理论背景，于是重返学校，最终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攻吐蕃早期文献和史学史研究。

　　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大卫研究和翻译了很多来自敦煌的手稿，独自在一个封闭空间连续数小时阅读，“文献研究是非常辛苦的，很高兴我终于又回到了喜爱的艺术世界。”大卫说。直到2017年，他才第一次来到敦煌，但此前已在文献中读过敦煌无数次。

　　吐蕃猜想

　　以绛红色和黑褐色为背景的曼荼罗中，厚实粗重的线条描绘出文殊菩萨的轮廓，身体结实健硕，神情庄重。曼荼罗是梵语，译为坛场，外呈圆形。在同时期不同洞窟中，还有另一股风格迥异的壁画，佛像飘逸柔美，轮廓线条轻细，坐下莲花花瓣肥硕，以青、蓝色调为主。

　　两种来自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在这组洞窟中并存，这只是东嘎-皮央洞窟的一部分。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组成调查队，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发现了这处佛教洞窟遗迹。霍巍也参与了这次考察，他现在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和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霍巍在《古格王朝》一书中介绍，公元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末代赞普朗达玛的孙子率部下逃亡到了西藏海拔最高的阿里地区，迎娶当地部落首领的女儿，建立政权，而后，该地方政权一分为三，其中位于扎达的政权便是古格王国的开端。

　　东嘎-皮央石窟被认为是古格王朝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遗址，总数近千座，礼佛窟内绘有佛、菩萨、飞天、佛教故事等壁画，“其精美程度堪与敦煌石窟相媲美。”霍巍说。

　　托马斯听闻这一考古发现后，激动不已，多方打听考察活动的细节，并获得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带着大卫跟随霍巍团队一起到阿里考察。

　　“他们一家很能吃苦。”霍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记得，有一次考察用到了攀岩工具。山上不断有飞石滚落，其中一块砸中了大卫的头，鲜血直流，等大卫把血擦干，托马斯镇定地告诉大卫继续向上爬。

　　或许因为从小就在喜马拉雅山中徒步探险，当时年仅11岁的大卫脚力明显好于考察团里的大人。1994年，在一次对札达县的例行考古调查中，走在最前面的大卫最先发现了一批佛教石窟遗迹，即“帕尔嘎尔布石窟”，“当时我们开玩笑说，这可以叫大卫窟了。”霍巍说。

　　6年后，在汤姆和霍巍的鼓励下，大卫根据这次考察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帕尔和卡孜的宝藏》，发表于香港杂志《Orientations》上，这是一本面向喜爱亚洲艺术的收藏家和鉴赏家的刊物。

　　理论上讲，中国学者研究吐蕃文化始于1950年代，“但真正做起来是近三十年的事，从19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是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高潮期。”霍巍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与考古技术力量有限，需要区外学者帮助，因此与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相比相对滞后。

　　近年来的出土文物为还原吐蕃时期生活提供了有力参考。在这次展览中，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提供了一副2009年出土的动物纹金面具，来自公元2世纪的象雄王国，这个王国存在于吐蕃兴起之前，后为吐蕃所取代。

　　唐代史书将象雄称为“羊同”，记载其豪族首领死后用黄金制作鼻眼。“以前我们只在书中读过，现在可以真实地看到，吐蕃人确实大量使用黄金。”霍巍介绍说，这件动物纹金面具上有头冠，人脸部分有五官，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考古发现，吐蕃建构的吐蕃文化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文化体系。”霍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第一次将全球各地吐蕃时期的文物汇聚起来的展览。”

　　又见敦煌

　　在敦煌莫高窟的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一楼，陈列着这次展览的120余件展品。放在最前面的是托马斯夫妇的藏品，一件吐蕃时期贵族小孩的衣服，红色对襟衫上绣着团窠对鸟纹，配以藏蓝色的裙摆。

　　“这是一件东西合璧的小衣服。”霍巍介绍说，圆形的团花式纹样，团花外加上连珠纹，团花里绣着对兽、对狮、对羊或对鸟，这样的纹饰称作“团窠”，来自中亚的粟特，但对襟又是典型的唐装，“这说明吐蕃同时吸纳了唐朝和西方的文化。”

　　另一件宁夏固原博物馆藏的鎏金银胡瓶则讲述了一个希腊神话。这件金花银胡瓶腹部由三组画面构成，前面是青年帕里斯将金苹果送给爱神阿芙罗狄蒂，左侧是帕里斯在爱神帮助下抢劫美女海伦，转到右侧海伦已经回到了丈夫墨涅拉俄斯身边。

　　这个鎏金胡瓶带着古老的希腊故事跨越千山万水，最后竟出现在遥远的中国北周大将军李贤墓中。有研究者怀疑它是中亚波斯萨珊王朝工匠模拟希腊图像的产物，或是出自萨珊统治下旧属大夏、受希腊影响较深的工匠之手。

　　这种难以想象的古老东方与西方的联系就这样隐藏在展览的珍品中。大卫最喜欢的一件藏品是吐蕃时期的神兽鸟鱼纹鎏金银鋬指杯，这个杯子外壁是象征王权的狮子浮雕，杯内的图像颇具意味。杯底刻画了三条小鱼，四周围绕着一圈荷花，四大朵和四小朵交叉排列，每大朵荷花上都立着一只鸳鸯，这些意象可以在唐朝花饰中找到根源。

　　三只小鱼头朝内、尾朝外，其中两只还长着人脸，第三只头朝下，像是已经死掉了。“这很像粟特文学中《聪明鱼儿的故事》。”大卫介绍说，传说中，一条鱼发现池水将要干涸，把消息告知其余三条后逃生了。这三条鱼自恃聪明，对忠告嗤之以鼻，最后干死在了河里。留在杯子中的三条鱼，最聪明的头朝下浮在水面，另两条人面鱼则象征着故事里的伪智慧与高傲。

　　大卫希望再现吐蕃王室的生活，不过有人质疑，展品中似乎没有吐蕃地区出土的吐蕃时期的王室文物，这些藏品或是来自吐蕃周边地区，或产于吐蕃王朝前的象雄王国及吐蕃之后的古格王朝。

　　“客观原因是，出于对藏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尊重，一直没有对吐蕃王墓进行挖掘考古。”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过文物展现吐蕃是非常难的，我们必须要知道需要什么、去哪里找，这也是策展过程中讨论最多、最困难的地方。”最终的方案就是，当把现有的吐蕃周边文化呈现出来时，吐蕃文化也就浮现出来了。

　　就像另一件大卫推荐的艺术品，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的收藏，这是一幅长2米、宽1.73米的巨大挂锦，绣着连珠纹团窠对鹿，来自吐蕃时期的中亚地区，但谁也无法证实它曾被挂在吐蕃王室的金帐中。“不过，从这些文物的品级和品质推测，至少都是王室贵族的用品。”霍巍说。

　　“展览落地敦煌，也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文明枢纽的责任所在。”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开幕式上介绍，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前半叶，是敦煌历史上的吐蕃时期，佛教这时在敦煌持续繁荣，这段时间莫高窟新建了56个洞窟，续建前代洞窟20多个，融合了中原唐代、中亚乃至印度的风格，是研究汉藏历史文化重要而珍贵的资料。

　　一个成功的展览需兼具学术价值和科普性，“对多数参观者来说，不是要让他们借此讨论艰深的学术问题，而是让人们从展品中感受到原来没有体会过的东西，发现到以前忽略的问题。”罗文华说，“这就是这个展览的意义，看到以往很少看到的东西。全世界的教材对吐蕃的历史面貌几乎都没有详实介绍过。”

　　开幕式之后，大卫5岁的儿子鲁本，向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他最喜欢的一件艺术品，那是一件萨珊时期的羚羊头形状的鎏金银来通杯，“把液体从羊的头部倒入后，会从下面的嘴里流出来。”鲁本说。

　　“来通”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被希腊人视为圣物，是专用于祭祀等仪式的注酒器，据说当时人们认为用“来通”杯注酒可以防止中毒，后世俗化成为贵族的奢侈品。

　　“我从未教过他，我想一定是我给别人介绍时，他听到了，然后记住了。”大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的整个成长都与这些历史、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实地考察，去听、去看、去品味和感受，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馆中。或许对鲁本来说也是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5期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进入文化产业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