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税②中国该如何调整数字经济税收机制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要素，传统税收制度、政策及税收征管面临挑战，各国开展适应数字经济趋势的税制调整。

2019年7月，法国率先通过数字服务税征收法案，英、德等欧洲国家相继发布征税意向，美欧关于数字税的激烈博弈引发各国对数字经济税收政策议题的关注。目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世界第二位，理顺相关税制设计思路、完善税收配套政策，对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理解英、法等欧洲国家开征数字服务税，必须结合欧洲各国现行税制情况及产业结构。

从英、法等国数字服务税实践看，英国数字服务税适用于全球销售额超过5亿英镑且至少有2500万英镑来自英国用户的企业，税率为2%；法国计划数字税适用于全球销售额超过7.5亿欧元且至少有2500万欧元来自法国用户的企业，税率为3%；二者均以跨国企业源自本国的数字业务营业收入为税基。

相关税制设计主要针对美国谷歌、亚马逊、脸书等跨国互联网企业，该类企业通常利用爱尔兰等税收洼地和各国税收漏洞进行避税，其中以苹果、谷歌等企业的“爱尔兰荷兰三明治”避税手法最为著名。

通过避税操作，一方面使上述互联网企业逃避税收责任，大幅降低企业负担，相对于其他照章纳税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该类企业在英、法等国获取大量广告、内容服务等数字业务收入，但并不向业务来源国纳税，导致英、法等国数字经济税收红利的流失。

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本土市场主要被美国互联网企业占据，进一步加剧其数字税红利流失程度。

当前中国税制体系基本可覆盖数字经济业态，但税收征管面临多重挑战。

中国是全球少数拥有自主完整互联网生态体系的国家，并未面临欧洲各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窘境，美国跨国互联网企业较难在中国获取利润，因此并没有像欧洲各国征税数字服务税的必要。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收入与利润应纳入现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当前税制体系基本可覆盖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此外，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业务，可能面临其他国家征收数字税，中国需要注重相应国际税收协调。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对税收征管形成较大挑战。

一是纳税主体确定难度增加，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主要通过交易平台实现，第三方支付平台、网络交易平台、产品提供方均应承担纳税义务，但现实中部分交易平台管理不规范，未进行税务登记，交易双方可通过技术手段变更或隐匿身份信息，加大税收征管难度。

二是课税对象界限模糊，数字经济交易活动涉及较多无形资产、知识产权、数据以及其他数字产品流转，课税对象界限相对于传统产品或服务更为模糊，产品价值评估难度较高，导致抵扣等环节避税风险提高。

三是对税收征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例如针对传统支付方式的应税资金监控手段无法满足网上支付的监管需求。

数字经济下服务供给与价值创造出现空间分离，亟待推动税收跨区域分配制度。

服务供给与价值创造出现空间分离，是互联网企业服务的特点之一。以微信为例，用户免费使用微信服务，微信通过相关平台接入分成、广告收入获取利润，而“用户参与”是互联网企业相关价值创造的重要依托，用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放大了广告效应，用户消费习惯、关注点等数据又形成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数据资产与决策依据。

因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双支柱”数字税改革方案中提出要讨论解决征税权重新分配的问题，将“用户参与”等因素纳入税收分配考量，英、法等国数字服务税方案也遵循该方向。

该税制改革方向对于中国现行税制优化同样具有意义。当前， 中国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企业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其他省份，各地用户在享受服务过程中，也参与了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创造，但税收主要集中在上述互联网企业所在地，其他省份并未分享数字经济税收红利。因此，建议完善中国数字服务企业汇总纳税与税收区域分配制度，维护跨区域税收公平性。

数据资源具有增设新税的潜力，但当前数据权属等法律基础亟待夯实。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资源这一新要素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石油和钻石矿”，数据资源蕴藏的价值将进一步被市场发掘，从要素价值角度看，围绕数据资源具有增设新税种的潜力。

但当前数据权属等相关法律基础层面问题尚未有明晰界定，围绕公民数据的人格权（包括数据知情同意权、修改权、删除权等）、数据财产权（包括数据采集权、使用权、交易权、挖掘权、收益权等）、国家数据主权（包括数据管理权、控制权、防护权、反制权、司法权等）尚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数据权属问题是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围绕数据的价值挖掘与相应税制调整，都需要建立在夯实相关法律支撑的基础上。

（作者孟凡达、张淑翠、谢雨奇、苍岚来自赛迪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