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西传与东来中的文明互鉴

　　科学史话

　　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发展进步，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结论。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那些科技成果，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成果，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认为，印刷术7世纪便已在中国出现，到宋代臻于完善，也是在这一时期，印刷术开始向各地流传，不但传到了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还越过边疆，经由丝绸之路向更西的国度和地区传播。

　　印刷史研究还表明，虽然毕昇11世纪便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印刷术的主流仍是雕版印刷。据沈括记载：“（宋）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纸。”在毕昇之前，也有印工试制木活字，但由于木材性质等原因，没有被广泛使用。

　　13世纪末，安徽一名县官王祯制成了相对完善的木活字。15世纪后半期，铜活字、锡活字的出现虽然改进了印刷术，但都昙花一现。直到19世纪初，中国主流的印刷技术依然是雕版而不是活字。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一方面，中国文字的结构特性以及文人对书法的审美需求，使雕版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需求，容易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另一方面，雕刻书版不但可以长期保存，制作成本也相对较低，印书者从经营角度也自然倾向于使用雕版。

　　如果没有外来印刷术的冲击，或许中国本土的印刷术也会进一步演变。但历史不容假设，真切影响中国印刷史的是晚清来华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出于宗教宣传的需要，已经在广州、澳门及东南亚等地尝试印刷中文的各种方式。在此，必须提到1827年从英国去马六甲传教的台约尔。在这位葬在澳门的传教士的墓碑上，至今还可以读到他的名言：“任何使我无法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极其沮丧。”台约尔掌握了一些汉语后，就尝试对汉语的结构进行分析，最终制造出了一批中文活字。虽然他耗费十年心血铸造的汉字只有1500多个，但这些西式活字为中国印刷术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东南亚作为对华传教基地的地位弱化了。1843年6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收拾起行囊，带着印刷机具和工匠，离开巴达维亚，经香港来到上海，赫赫有名的墨海书馆的历史由此肇始。王韬在他的《漫游随录》中这样描绘这一机构：“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就这样，西式活字在中国进入了实用阶段，也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有些官员和士绅购买活字与印刷机并开始使用。渐渐地，西式活字印刷奠定了在华传播的基础。

　　随着传统的木刻印刷被取代，中国的图书文化在生产、传播、利用和保存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到戊戌时期，知识分子对信息传播的渴求更加强烈，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的欲望也进一步被激发，西式中文活字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到了十九世纪末，西式活字明显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

　　印刷术的工艺性很强，它的改进经常是受实践的需要由工匠完成的，其演变和传播过程或许不如“硬核”科技那样具有明确的节点和标志性事件。不过，正因为它是一种“接地气”的科技文明，在世俗文化的形成和普及中具有重要作用，反而更清晰地让人看到文明的双向交流是如此鲜明地改变着世界。

　　如果我们考察某一项具体技术的流传，或者只在较短时段内观察文明交流时，或会将其看作一种单向传播，但如果转化为历史长时段的视角，就会发现单向传播的假想要么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要么是文化偏执症患者的心理定式。印刷术是一个例子，但并非个例。我们人人都会乘坐的火车，是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新事物。1881年，中国才制造了有史以来第一辆火车，据说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但现在，中国不但成了铁路大国，中国高铁还成功进军海外市场，铺设到了世界各地，交通文明的这一发展历程不是再次提供了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互哺共进”的生动例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