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调查报道中隐蔽线索的深挖

很多新闻线索的信息十分有限、隐蔽。记者甚至不知道信息是否为真，被举报的是谁。随着调查的深入，新的线索还会出现，如何判断、求证，以及寻找求证的渠道、途径，都是摆在新闻调查记者面前的问题。为此，新闻调查要如何进行？笔者以从事多年新闻调查的经验，结合亲身经历的“从一张快递单号查出假口红案”的实例，具体分析调查报道实战中常用的方法。

调查之初：

判断线索是否有价值

很多爆料者有时不是因为有确切的证据，而是有所怀疑才向媒体进行爆料，其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甚至不知道要举报的那个人是谁。面对海量的碎片新闻，甚至似是而非的线索来源，在决定是否介入调查前，需要根据记者个人的积累、经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前期初步的走访、调查，来判断其是否有值得深挖的价值。

此前，《温州都市报》新闻热线接到读者投诉：通过微商购买的某大牌口红质量低劣，怀疑为假货。至于店主叫什么名字、住哪里，有无证据证明口红是假的，读者称自己都不知情。唯一的线索就是对方的平台店名、微信号和一张对方发货的快递单。

这一线索是否有深挖调查的价值？笔者仔细询问爆料者后，初步掌握了几个疑点——

其一，店家的“实力非凡”：店里的大牌口红、粉饼等化妆品堆了一地，从不缺货；一些国外代购都买不到的爆款、“断货王”，这家店都有，且量大价低。

其二，消费者通过购物平台联系上店主后不久，都会被要求添加微信。购物平台上，多以价格较低的日用品为主，而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货品种类丰富，且均为国际品牌的化妆品，价格较高。相比购物平台店铺，国家对微商的监管还处于空白，这让不少商家有空子可钻。

其三，爆料者还称，自己提出要向有关部门举报后，马上就被店家拉黑。笔者假借活动急用，需购买100套日化用品，并提出叫同事上门取货，对方予以拒绝。按照温州人“有生意就做”的性格，这么大量的订货，没理由不接，除非是不想让人知道其地址。

其四，快递单上的发货地址，只显示为市区某小区，并没有详细的房间号。笔者前往位于该小区后门的某快递公司网点（与读者提供的快递单上显示的快递公司一致）得知，很少有小区居民通过他们发货，经常发货的购物平台店家或微店更没碰到过。

通过对以上几个疑点的初步调查，已经可以初步判断这家店有猫腻，线索值得深挖。

调查必备：

事先做预案利于应变

快递公司是否知情？是否会帮对方隐瞒？或者处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得知笔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是否会如实相告？甚至有可能通风报信？在进一步调查前，笔者准备了一套预案，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对方有可能的质疑作好应对准备。在调查报道中，记者如果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为防打草惊蛇，笔者以“帮人找孩子”为由，得到了快递网点工作人员的帮助，通过快递单号查明货是从该公司其他网点发出的。

在这一网点，记者同样抛出此前的理由，确定该单号确实是其网点发货后，得到答复“具体情况，里面内勤比较清楚”。

内勤是两名年轻女性，于是，笔者拿出事先准备的“找人”故事的详细版本——有一妇女收到了一份化妆品，怀疑是离家出走多年的孩子寄给她的。这名思子心切的妈妈，委托我们帮忙寻找孩子。

“你要找的人，是男是女？”其中一名内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记者回复“女的”。不想对方很快给予了否定：“那肯定不是你要找的人，老板是男的。”

会不会对方警惕了？笔者赶紧抛出“有没有可能是老板女朋友”的说法。却又得到了“不会的，他还没有女朋友”的回复。“那估计，她女儿从这家店里买了化妆品寄给她妈妈了。”终于，这一推测获得了内勤的信任，很快将店家的信息透露给了笔者：二十几岁，男性，在附近一个厂房租房卖了好多年化妆品，生意不错，最近刚刚搬家。

调查手段：

反复交叉求证确定信息

笔者根据快递公司员工给出的信息，迅速给自己编好一个“租户”的身份，在保安大伯的带领下，顺利进入该店家之前租用的房间内。在该房间内，笔者发现不少丢弃的化妆品、外包装、大量快递单的底单等证据。

随后，笔者又以“客户”身份向保安大伯打听到了该店的新地址，大伯的信息是否为真？如真，具体在哪个房间？笔者通过微信向该店家买了2支唇釉，并再次根据快递单号找到了快递公司的另一网点，确认了店址的具体位置，以及“房间有很多化妆品”“发货量比较大”“一男一女带着个孩子”等信息。

一切水落石出。笔者联系辖区市监部门，对该地址进行了突击检查，查获各类国际名牌化妆品、日用品、奶粉等大批量货物。其中，各品牌的化妆品中，仅口红就有千余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政务信息的公开化，不少之前不对外公布或者需要记者去部门调查核实的内容，大多能通过多种平台查询到，拓展了记者获得线索的渠道。而通过相关官方网站、客户端等获得的信息，因其官方属性，基本上可以采用“拿来主义”，节省了不少调查的时间和精力。

在上述口红案中，笔者就是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该微店所属的公司，在2017年5月曾因发布虚假广告被市监部门处罚过，并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市监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类似这样的官方权威渠道，还有很多。

在调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记者在运用非官方渠道获取信息时，要多方比对、印证和核实，不能单纯采用“拿来主义”，以免报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