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历史图片茶文化板报走进茶文化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於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宮博物院午門及東西雁翅樓展廳展出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於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宮博物院午門及東西雁翅樓展廳展出。本次展覽由故宮博物院主辦，匯集國內外30家考古文博機構的代表性藏品，展品總數達555件（組），以中國茶文化為切入點，以鮮明的主題、宏大的規模，立體展現穿越歷史、連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華茶文明，立體地展現中華文明以茶為媒，交融互鑒的發展歷程。

　　陸羽《茶經》雲：“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並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是說茶作為飲料，發端於神農氏，周公旦作了記載而聞名於天下，春秋時期齊國的晏嬰，漢代的揚雄、司馬相如，三國時期吳國的韋曜，晉代的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等人都喜歡飲茶。飲茶形成風氣，在唐朝達到了鼎盛，在長安、洛陽兩京以及荊州、渝州一帶，更是家家戶戶都飲茶。

　　茶原產於雲貴高原，后來順江而下傳入四川。就在王羲之等人在蘭亭雅集的第二年（永和十年），東晉人常璩完成了一部專門記述古代中國西南地區地方歷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華陽國志》，記錄了從遠古到東晉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與《越絕書》一起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記載，武王伐紂時，巴國曾經派出軍隊跟隨周武王作戰，並參加了在牧野的大決戰，為周朝建立立下汗馬功勞，周王朝建立后，巴國就成了周朝的屬國。巴國向周王朝進貢，貢品有桑、蠶、麻、纻，魚、鹽、銅、鐵、丹、漆、茶茶文化板报、蜜等，其中就包括了“茶”。此時巴蜀已成茶業生產中心，也是茶文化的發源地。梅維恆、郝也麟在《茶的真實歷史》中記載茶文化历史图片，“蜀人制茶在今成都以南100英裡（約160公裡）的樂山地區”。巴蜀人民對茶的熱衷，至今可從成都一帶林立的茶館中得到印証。茶館各式各樣，已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裝修古朴優雅，一壺茶，三兩朋友，臨窗而坐，談商務，敘友情，一坐就是一個下午﹔有的包間裡擺著麻將桌，三五好友一邊“搬磚”一邊品茶﹔也有的就在公園裡，幾百隻竹椅露天擺成一，蔚為壯觀，每當太陽好的日子，成都人都會坐滿這些竹椅，一邊乜眼晒太陽，一邊啜飲滾燙的茶水。十多年前，筆者前往成都，與作家麥家等人小聚，第一次體驗到這種大眾露天茶館的聲威，頗感震撼。四川其他城市的狀況，也大抵如此。

　　四川盆地西南邊緣蒙頂山是有史以來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早在西漢時期，茶祖吳理真就開始在名山區境內的蒙頂山栽種茶樹。唐宋時期是蒙頂山茶的極盛時期，唐玄宗時期蒙頂山茶被列為貢茶。一直到清代，蒙頂山茶一直是給皇宮的貢茶，今天的北京故宮博物院依舊收藏著清宮的蒙山茶，還收藏有來自四川的名山茶、仙茶、陪茶、觀音茶、春茗茶、青城芽茶、菱角灣茶、灌縣細茶、邛州茶磚等貢茶。此外還收藏有普洱茶等來自雲南、貴州的貢茶。這些古老的茶葉，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現。

　　但四川盆地四周被群山所包圍，使得茶文化的輸出成為一條險途。直到東周末年，公元前316年，周朝倒數第二個皇帝周慎靚王時期，秦惠王聽從了司馬錯的建議起兵伐蜀，隻用了十個月就攻克全蜀，把蜀王降為侯，任命陳庄為蜀國國相，從而擁有了天府之國的豐厚特產，有了對抗長江中下游的楚國的戰略優勢。伴隨著蜀國並入秦國版圖，茶文化才由蜀傳入秦。顧炎武《日知錄》說：“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飲之事。”

　　三國時期，飲茶之風已由四川等地傳入長江中下游地區。三國魏國張揖所撰《廣雅》記載：“荊巴間採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荊巴間”，就是四川、湖南走进茶文化、湖北。后面幾句，是講制茶工藝與效用：把茶葉採下來制成茶餅，如果葉子已老，就用米湯來調和，再制成茶餅。每欲品茗時，先炙烤茶餅，使它變成紅色，再搗成碎末，放到瓷器內，以沸水沖開，或者加入蔥茶文化历史图片、姜、橘皮，攪拌后飲用。如果用它來醒酒，可以使人精神到難以入眠。

　　三國兩晉，茶的芳香開始繚繞在長江下游。陸璣在《毛詩草木鳥獸虫魚疏》中說：“蜀人作茶，吳人作茗。”

　　《茶經》轉引晉代盧琳所撰《晉四王起事》的記載說：“八王之亂”時，晉惠帝被司馬倫幽禁於金墉城，受盡，被東海王司馬越迎回洛陽時，宦官用瓦盂盛上茶水，獻給晉惠帝喝。

　　這次特展上，展出了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晉代茶具，有德清窯黑釉雞頭壺、青釉五盅盤等古老的茶具。

　　除了上述茶具，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安徽的珠蘭茶、銀針茶、梅片貢茶，來自福建的武夷茶、蓮心茶、小種花香茶、岩頂花香茶，浙江的龍井茶、陽羨茶、碧螺春茶、靈山茗茶，以及來自江西、貴州、湖南、湖北、陝西的貢茶。這些貢茶雖然均出自清代，但從中也可以看到茶葉種植已經由最初的雲貴高原、四川盆地，輻射到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

　　《茶經》中提到的晉代飲茶者中，劉琨位居第一。劉琨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后、西晉時期杰出的家、文學家、音樂家、軍事家。他曾與祖逖一起擔任司州主簿，二人友情不一般，以至於常常“共被同寢”，而且都心懷建功立業的理想。一天半夜時分，祖逖聞聽荒野雞鳴，叫醒劉琨道：“此非惡聲也。”意思是這是在激勵我們上進，於是與劉琨一起到屋外舞劍練武。從這個“半夜雞叫”的故事裡，脫胎出“聞雞起舞”這個成語典故。劉琨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中寫：“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憒悶，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大意是：日前收到你寄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心中煩悶時，常要依賴好茶來排解，你可為我多置辦些。

　　東晉時，陸納遷太常，徙吏部尚書，謝安常來串門兒，而陸納僅以水果和茶水招待。陸納的侄子陸俶看不過眼，偷摸兒給客人准備了珍饈美饌，他還以為叔父會夸他會來事兒，沒想到謝安走后，陸納把侄子臭罵一頓，說他敗壞了自己清廉的名聲，還下令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茶文化历史图片。可見那時茶文化板报，已經有了以茶水待客的事例，飲茶已成為精神清潔的象征。

　　與陸納同時代的官員桓溫也主張厲行節約，做揚州牧時，每次宴請賓客，隻擺出七盤茶和果品，再無他物。這事記在《晉書》裡。

　　但在晉代，最知茶的人，非杜育莫屬。杜育是西晉一位天才少年，長大后，生得一表人才，被后世人譽有“美豐姿”的雅號，用今天的話說，是一代男神的意思。他曾官至右將軍，又任國子祭酒，但他在上沒有什麼建樹，他那顆俊美的頭顱也在“八王之亂”的刀光劍影中被活活地砍掉了，死時大約隻有三十歲，以至於在浩浩一百三十卷《晉書》裡，連個傳記都沒有，只是在別人的傳記中，才偶爾露個小臉，比如在《劉琨傳》中有記：“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在《苟晞傳》中，苟晞在上表時提到一句“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假若他沒有寫下《荈賦》，他在歷史中的存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他留下了一紙《荈賦》，就徹底地改變了他在歷史中的地位，足以讓杜育這個“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稱雄於世，讓世人無法忽視他偉大的創造力。《荈賦》全文今已不存，隻剩下殘編斷簡，存文如下：

　　靈山惟岳，奇產所鐘。瞻彼卷阿，實曰夕陽。厥生荈草，彌谷被崗。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採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甌﹔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沈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績青霜﹔氤氳馨香，白黃若虛。調神和內走进茶文化，倦解慵除。

　　《荈賦》的偉大，在於它是中國茶葉史上第一次完整記述了茶葉從種植到品飲全過程的作品，“文章從茶的種植、生長環境講到採摘時節，又從勞動場景講到烹茶、選水以及茶具的選擇和飲茶的效用”（梅維恆、郝也麟：《茶的线年版）。有人從這篇短短的文字中總結出八個“第一”：第一次記載茶的種植生長規模﹔第一次描述高山環境出產好茶﹔第一次記載採摘秋茶﹔第一次闡述煮茶的擇水﹔第一次闡述陶瓷茶器宜茶﹔第一次描述“沫沉華浮”的茶湯特點﹔第一次涉及初步茶道思想與茶美學﹔第一次闡述茶的功用。

　　這八個第一，足以令杜育和他的《荈賦》被銘記於史，千秋不朽，因為他是“站在人類茶學文明的原始荒原上，視野之內，再無他人”。

　　西晉以來，中國茶文化悄然開啟了它的旅程走进茶文化，然而，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國人的主要飲品依然是酒，茶還沒有佔據主流的位置。《世說新語》裡有這樣一則記載，是說東晉初年，司徒長史王濛喜歡飲茶，所以他每次都用茶水來款待客人，然而，那時很多人不習慣喝茶，接受不了茶水的苦澀寡淡，但王濛卻熱情無比，這讓他們感到很痛苦，每次去王濛家之前都會說“今日有水厄”——今天又要體會喝茶的厄運了。

　　關於兩晉之間酒與茶的雙重變奏，鄧子琴先生在《中國風俗史》中把魏晉清談之風分為四個時期，認為前兩個時期的清談家多好飲酒，而第三、第四時期的清談家多以飲茶為助談的手段，故認為：“如王衍之終日清談，必與水漿有關，中國飲茶之嗜好，亦當盛於此時，而清談家當尤倡之。”

　　到了南北朝，江山變得更加不可復識。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茶的命運細若游絲卻綿延不絕，飲茶之風不僅沒有中斷，反而在上層社會和僧道階層影響越來越大。陸羽《茶經》從古文獻中引了這樣一條，“《宋錄》：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錄》中的“宋”，是指南朝宋。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都是南朝宋的開國皇帝、宋武帝劉裕之子。他們一起前往八公山，尋訪曇濟道人。曇濟道人不是道士，而是著名佛，“道人”是對修道之人的泛稱。曇濟道人用茶水來招待他們。劉子尚飲后，說：“這分明是甘露啊，怎麼是茶呢？”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甘露具有某種特殊的意涵。《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是天地合一的結果，是“因德治而出現的祥瑞”。西漢賈誼《過秦論》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心不枯萎，絕處逢生。”有了甘露，才有萬物滋生，才有人世長壽。莫非這超脫塵俗的茶水就是傳說中的甘露嗎？

　　南北朝時期，皇帝王公對茶的崇拜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齊武帝蕭賾臨死前在遺詔中說：“靈上慎勿以牲為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在他的靈位上置放殺牲作祭品，隻需擺上餅果、茶飲、干飯、酒脯就可以了。

　　猶如暴風驟雨之后是晴空麗日，歷經三百多年混戰的中國，終於走向了統一和繁榮。三百多年的戰爭，刺激了這片東亞大陸上的物質與文化的交流，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從北方苦寒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遷到黃河邊的洛陽，參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制度，重用漢族士人，在各方面進一步實施改革，推行漢文化，同時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細作、細潤綿密中，吹進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曠野之風、雄悍之力。“北方的遼闊粗獷、狂放的生命，與南方發展得纖細精致、縟麗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蔣勛：《美的沉思》，第152頁，湖南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

　　大運河是一項偉大的工程，讓中國的河流成為一張彼此交錯、可以互相抵達的大網，將曾經破碎的版圖，通過漕運經濟緊緊連接在一起。在這種物質大流通中，茶文化也獲得了向北發展的契機，和姜、橙子、荔枝等“新鮮事物”一起，出現在北方人新奇的目光中，茶這種清淡的飲品逐漸為北方人所接受，“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的情況開始發生變化。茶葉市場的大增，帶動茶葉生產的大發展。《茶的真實歷史》一書中說：“唐中葉以前茶文化板报，蒙山茶因稀而貴，一匹絹絲甚至買不到一斤茶。隨著北方對茶的需求量不斷增加，蒙山茶的種植面積迅速擴大。數十年后，蒙山新茶在集市上隨處可尋。據說，‘關隘而西，山嶺而東’的村民可以數日不食，卻不能一日無茶。當地有民諺雲：‘一個茶芽七粒米。’茶葉質輕，便於運輸，不易變質，是很好的經濟作物茶文化板报。”

　　1987年，考古工作隊在清理法門寺佛塔時發現了地宮，打開了這座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年代最久遠、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佛塔地宮，不僅發現了世上僅存的一枚佛祖釋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還出土了多件金銀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發現時代最早、等級最高的宮廷茶具，有茶籠、茶碾軸、茶碾子、茶羅子、茶爐、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這些精美器物，重現了公元9世紀中國茶文化的流光溢彩。

　　在唐朝，酒和詩是那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沒有酒的唐朝，就像沒有詩歌的唐朝一樣寡然無味。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杜甫說：“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李白詩曰：“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青春、詩歌與酒，那麼完美地契合在一起，這才是大唐氣象，那麼的雄姿英發、洒脫張揚。

　　李白與杜甫的相識，就是在洛陽的一次酒局上。那時的李白，已經名滿天下，而杜甫，還只是李白的超級粉絲、一個沒有名氣的文藝青年。酒局開始后，沒有人介紹杜甫是誰，杜甫隻能敬陪末座，一言不發，還是李白注意到這個被人冷落的青年，見他風清骨俊、氣宇不凡，就向旁人打聽此人姓名，聽說是杜甫，就主動端起酒杯走到杜甫面前，說：“讓我借花獻佛茶文化历史图片，向寫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作者杜子美敬上一杯酒。”一句話，令杜甫感動得幾乎流淚，由此開啟了二人之間終生不渝的偉大友誼。

　　在唐代，茶宴也在僧人、士人中逐漸流行。唐朝《封氏聞見記》中記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與酒比起來，茶的素潔清淡更能體現精神上的清雅脫俗。唐代畫家閻立本繪有一卷《蕭翼賺蘭亭圖》，只是真本已不見蹤影茶文化历史图片，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是三件宋代摹本，分別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本的畫面上各有五人，分別是辯才和尚（左側執揮塵坐於禪榻）、蕭翼（坐辯才和尚對面的長凳上）、一名小僧人（在遼寧省博物館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本中位置不同），重要的是，在辯才身后走进茶文化，遼寧省博物館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本都有兩名仆人正在專注地烹茶，這個烹茶的場面，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本中是沒有的。其中，畫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風爐旁，爐上置一鍋，鍋中水已煮沸，茶末剛剛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夾子”正要攪動“茶湯”，旁邊的童子則彎著腰，手持茶托盤，小心翼翼地准備“分茶”，然后向賓主敬茶。

　　春光明媚、清風逐人的日子裡，曾任左拾遺、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呂溫與朋友們在一起修禊共飲，客人中有南陽鄒子、高陽許侯，還有二三才子，所飲之物，也不再是曲水流觴裡的酒水，而是以茶代酒，煎茶分酌，沫浮素杯，色如琥珀一般。呂溫信手寫下一紙《三月三日茶宴序》，成為流傳千古的散文名篇茶文化历史图片，《全唐文》中，描寫茶宴活動的文章，僅此一篇：

　　三月三日，上已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乃撥花砌，憩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指青靄，坐攀香枝。閑鶯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為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呂溫對茶宴的優雅氣氛和品茶的美妙韻味都作出了生動的描繪。在唐代，人們對飲茶的環境、禮節、操作方式等飲茶儀程都已經非常講究，有了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和儀式。文人們通過“不令人醉，微覺清思”的品茗活動來修身養性、品味人生，達到“中澹閑潔，韻高致靜”的心靈境界。

　　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杜牧、孟浩然、劉禹錫、陸龜蒙等詩人都寫過茶詩。宋代歐陽修、蔡襄、蘇軾、蘇轍、梅堯臣、黃庭堅、秦觀、楊萬裡、范成大、陸游等也都寫過許多茶詩。有學者指出，魏晉至南朝的急遽演變中，華夏道釋儒開始融合，茶與主流文化開始融匯，茶宴也正式成型。而到了唐朝，才是茶飲大步邁進的重要歷史階段。於是，在皇皇大唐的風華中，茶從普通飲品升華為高雅與文化之飲，從解渴之物升華為哲學與藝術之飲。 （作者：祝勇，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展覽和展品圖片均由故宮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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