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茶馆的艺术特色茶馆人物身份关系图

　　在这间位于成都市郊的老茶馆，最贵的茶不超过10元

　　在这间位于成都市郊的老茶馆，最贵的茶不超过10元。但姑娘说，祖父是这里的常客，这杯“好茶”是替他点的。

　　李强记得，那姑娘在茶馆坐了一天，缅怀她去世的祖父。但李强也的确想不起，她的祖父到底是谁。茶馆里的老人太多了，他们花一元来泡杯茶，也泡进一种习惯的日子里——歇脚、社交、寄宿、讨生活，出现或消失都再自然不过。

　　在某种意义上，这间茶馆像城市现代化巨大液晶屏上一个灰色的像素点，专门盯着它看时，它才格外显眼。

　　在成都双流彭镇，当地人说，“观音阁”老茶馆有100多岁了，茶馆所在的建筑始建于明代中后期，150多年前，彭镇突遇大火，几乎将整个小镇化为灰烬，唯独这一座观音庙幸免于难，人们便觉得，这是得到菩萨保佑。当时，拥有水陆码头的彭镇非常繁华，过往客商到观音庙求平安时，会讨口水喝，形成了茶馆的最初形态。在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老茶馆几经变迁，现任老板李强的亲戚曾是茶馆员工，在改革开放时承包了茶馆，又在1995年转让给李强经营。

　　成都总被说成是“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的地方，但“观音阁”老茶馆仍称得上特别。它是明清川西老式的穿斗房，木质结构，没有天花板，墙壁上印着几十年前的标语。8月的一天，阳光顺着屋顶的缝隙照射下来，洒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茶馆桌板“包了浆”，放着三件套的盖碗茶，桌下是保温瓶，里面的热水来自摞在老虎灶上的十几个烧得发白的生铁壶。

　　茶客分为两类，一类是附近的居民，以老人为主，“观音阁”老茶馆是他们日常社交、娱乐的公共空间。茶馆里烟雾缭绕，随水汽升腾的还有老茶客的烟气。烟雾背面，他们气定神闲地打盹、发呆、聊天、打牌，偶尔品一口“老三花”茶。

　　互联网时代的新茶客也从全国各地挤进来，举着“长枪短炮”，把镜头对准老茶客，捕捉城市里几乎难以寻觅的“过去的味道”，再转化成社交媒体上的“流量”。

　　天热时，有老人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坐在茶馆里打牌，扯着嗓子叫喊茶馆人物身份关系图。他们旁边是卷起裤腿、光着脚斜靠在竹椅里的中年人，人们自在又松垮。

　　“有人说茶馆里的人不文明，但‘文明’是什么？让存在于这个空间的人自由、舒适才算是文明。”“观音阁”老茶馆的老板李强说，在现代社会，人们把幸福的感受和优雅的生活、优越的物质条件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但在茶馆，市井的烟火气把那些属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文明关在门外。

　　“你看这些大爷，只有心里真不藏事儿才能露出这样的表情。”一名来自西安的游客说完后举起相机，对准茶馆里擎着烟袋放空的老人。

　　在茶馆，老板李强光着膀子，穿着深蓝色的围裙，反戴棒球帽，脚踩篮球鞋，脖子上还挂着一副蓝牙耳机。

　　1981年，16岁的李强进入邮政系统工作，几年后，他辞掉“铁饭碗”，在家附近做起了小买卖，但心里始终放不下茶馆，总爱往茶馆跑，能待到后半夜去。

　　1995年，30岁的李强接手“观音阁”老茶馆，他不做麻将生意，要保留老茶馆的原样，做文化茶馆。

　　生意不好的时候，他上班赚钱，贴给茶馆，也接受过母亲的接济。最近10年，茶馆在摄影圈里有了点名气，游客多了，生意走上了正轨。这儿离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27公里，周围没啥景点，却总是座无虚席，竹椅子被人磨得发亮。

　　城市的现代化文明徘徊在这间茶馆的木挡门外，一进茶馆，仿若进了“沉浸式剧场”，泡在茶馆里的老人茶馆人物身份关系图，都在演出“自我的精神世界”和一代人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

　　历史学家王笛是个“老成都人”，他在关于茶馆的著述中写道，“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农村特别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所耕种的田地，很少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更依赖市场。在赶场天，他们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铺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放松休闲。他们甚至也在茶铺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家”。

　　“观音阁”老茶馆的喝茶老人，好多都没有智能手机，作为站在“数字鸿沟”前的群体，他们仍需要从茶馆获取信息、进行社交和娱乐活动。

　　“平等、包容、尊重”是从小在茶馆长大的李强认为茶馆必须具备的特质。这间茶馆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喝茶10元、拍照10元”。但是对本地的老人，他只收1元。

　　前几年，当地政府在“观音阁”老茶馆不远处新开了一家爱心茶馆，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年轻人喝茶自愿付费。有人和李强说：“你完喽，人家喝茶不要钱，老人都去爱心茶馆，没有‘模特’，游客也不来拍了。”

　　他解释，“1元茶”当然不能覆盖茶馆的经营成本，本身就是带有象征意味的公益行为。他不会取消收钱的店规，因为在他看来，“人与人是平等的，老人花钱，意味着尊严”。李强说，花钱多少是一回事，花不花钱又是另一回事，花了钱就可以自在地享受茶馆的服务，喊人添水。“如果不花钱，他们不敢提出自己的诉求，‘放肆’自己的行为，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茶馆坐一天。”

　　“1元茶”也是老板与老茶客之间的默契，配合拍照是老茶客为留住茶馆做出的妥协。他们清楚地知道，仅靠1元茶，李强没有办法维持茶馆的正常运营，游客的“10元茶”才能养活茶馆。为了游客拍得好看茶馆人物身份关系图，李强会表演“甩水”“蜂窝煤点香烟”。有时，老人也会配合游客摆出动作，甚至指导他们拍摄，“这个角度拍出来的光影最好看”。

　　“其实，游客喝的茶质量比我们的好。”有老人笑着说。他的猜测得到了李强的确认，为了收支平衡，1元茶和10元茶的品质确实不同，但没有老人在乎，他们在乎的是茶馆是否一直都存在。

　　早茶是一些老茶客每日生活的必选项，川籍作家沙汀在小说中这样描述吃早茶的人：“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

　　每天给茶馆开门的人并非李强。最早来茶馆的那批茶客凌晨4点就到了，他们自己把顶在门口的木板移开，打开大门，给老虎灶点上蜂窝煤，坐一壶“沸水”，泡一碗“老三花”，日日如此。“最早来的喝40分钟就走掉了，他家里面还养着猪。”

　　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人也会在天蒙蒙亮时来到茶馆，从早上5点坐到8点，接下来返回家中，做早饭、照看孙辈。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聊国家大事，也交流育儿经验。

　　8点之后，另一拨儿老人来到茶馆“”。他们从几公里之外赶到这里，一位大爷戏称，“我们是来坐班的”。他们有固定位置，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意思是闲谈、吹牛），接受游客的搭话。一位老人对年轻人说，他知道一线城市房价高，今年的毕业生尤其爱考公务员……“在茶馆但知天下事”。茶馆给老人线下社交的安全感，也成为他们了解外界的窗口。

　　历史学家王笛在多个场合分享过“甘大爷的故事”。2020年冬天，他在家中整理2019年拍下的“观音阁”老茶馆里的照片，无意间发现照片中有一位面部特征十分明显的老人，曾在2015年“观音阁”老茶馆的照片里见过。

　　时隔4年，居然能拍到同一位老人，这让王笛感到诧异又欢喜。他马上拜托在成都的学生去“观音阁”老茶馆寻找这位老人——甘大爷。学生一去，甘大爷正喝茶打牌呢。更让王笛意外的是，学生告诉他，两张照片上甘大爷的“牌桌对家”胡大爷，也仍然在那里打牌。

　　茶馆里的牌有几种，大多数老人爱打扑克牌和长牌，他们围成一圈，打到激动时，把纸牌重重扔在桌上，发出响亮的啪啪声，围看的其他老人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牌局。这个时候，如果游客上前搭话，通常没人理会。一局结束后，围观的老人才会松下神经，和身边声复盘刚刚的牌局。

　　今年99岁的钟大爷，通常会在早上5点左右就步行到“观音阁”老茶馆沏一杯茶，点一支叶子烟。钟大爷的家离茶馆约600米，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年轻的时候学做被面，飘泊打工。

　　“只要活着，哪有过不去的坎儿。”经历过吃不饱茶馆人物身份关系图、穿不暖的时代，钟大爷满足于现在安逸稳定的生活。百岁高龄，去茶馆也是呆坐，但他还是一定要去，和过去几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静静地看着茶馆和街上往来的人群，喝一口茶，抽一口烟。

　　202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钟大爷和往常一样，不到5点便来吃早茶。受新冠疫情影响，那天茶馆并没有开门。李强回忆，那位近百岁的老人就在紧闭的茶馆门口徘徊，等了许久。

　　闭店期间，李强总能看到像钟大爷一样，在茶馆外探头的老人，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街边溜达。2022年年末，茶馆的老人“归位”，他们互相开玩笑“躲不过去咯”，但谁都没离开茶馆，“比起感染风险，生活更重要”。

　　通常在午后，茶馆的游客会多起来，偶尔有拾荒者或上午没时间喝茶的老人到访。他们默默观察举着相机的“外来人”，这些人最开始来拍照，后来拍纪录片，现在开始拍短视频或现场开直播，李强和老茶客接待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年轻人。

　　“影像留下了，后辈就能拼凑出茶馆的日常，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才会被留下。”这是李强的理解，他又补充道，“拍短视频也是工作，能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逝去”有时是悄无声息的。如果一段时间里，某位老人没有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固定的位置，大家也就有了心理准备。能确认信息的话，李强就会在老人常坐的地方再上一碗茶，点一支烟，送他最后一程，这是茶馆的“告别仪式”。

　　王笛在研究中发现，成都的茶馆保留着一种老传统，有些老人会在茶馆喝茶，一直喝到去世，出殡的队伍会到茶馆绕一转，再从茶馆里买一碗茶给他进献了，才送他走。

　　即使数次温习“告别”，李强仍需要时间消化那些突如其来的怅然和失落，他与有些老茶客相处数十年，感知着他们的精神世界，茶馆这空间装盛着所有人的情绪。

　　李强曾在茶馆拍到一张照片，他回家细看时发现，照片里的大爷双唇紧紧抿在一起，眼里噙满泪水，他当下觉得，可能家里“出事”了。后来听说，大爷的儿子生了重病。

　　进了茶馆，就是茶客，不论社会身份，都拥有释放情绪的权利——有人选择和其他茶客倾诉，有人选择独自消化，还有人通过参与茶馆的其他活动转移注意力。天大的事，也可以暂且在茶馆放一放。

　　王麻是成都双流区彭镇的环卫工人，几乎每个扫完街的清晨，他都会到“观音阁”老茶馆做“义工”，开门、换煤、烧水、灌水、招待游客，没有报酬，但他乐此不疲。茶馆的早晨，是王麻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他和茶馆的朋友唱歌，大聊国际局势，“美国和日本都不听招呼（指挥）的”。

　　天亮之后，他会骑上电瓶车，回到几公里之外的布市村，照顾因“脑萎缩”生活能力逐步退化的妻子。但王麻的妻子从不和他一起去，她责怪丈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茶馆里：“天没亮，我还没醒就要去茶馆，我也不想管，这么大的人了。”王麻回应：“只能在茶馆，老了还能去哪里玩，旅游爬山吗？”

　　王笛写道：“20世纪初，茶铺被认为是无所事事的闲人们去的地方。因此，对茶铺最普遍的谴责是它鼓励人们浪费时间。”

　　与中国其他社会转变一样，“时间”这个概念也适时地发生了变化。当下，茶馆里闲适的生活状态是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部分——没有焦虑和压力，大把的时间耗在茶馆里，不必忙着去挣生活。

　　老七原名陈国庆，今年53岁，在家排行第七，父母早亡。他7岁时生病导致大脑受损，智力永远停留在了孩童时期。10年前，老七跟随从双流永安嫁到双流彭镇的妹妹而来，开始在饭馆里做工，老板吃员工餐都要把他隔开。家人心疼老七，就把他接回了家，老七妹妹说：“我要上班，只好把他喊来茶馆里喝茶，不然的话他到处乱跑，跑丢了咋办？”

　　2013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妹妹带老七来到“观音阁”老茶馆，点了一杯茶，桌上放了一桶泡面，对他说：“不要乱跑，下午我下班后来接你。”之后近一年里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老七一个人坐在靠边的位置，好奇地观察着茶馆里的人。

　　当时，茶馆缺帮手，有茶客和李强建议，干脆让老七来帮忙。李强招呼：“老七，来扫一下地谈谈茶馆的艺术特色。”老七二话没说就去帮忙，李强便说：“好了，扫了地你就算参加工作了。”

　　此后，李强给老七包吃包住，让他在茶馆帮忙，到今年已是第十年。老七就住在茶馆侧面的房间里，成了最老牌的伙计，洗杯、端茶、烧火、添水，他熟悉这儿的一切工作，李强只要招呼：“老七！”他都会大声应和，迅速赶去帮忙。因常年干活，老七手上留下茧子和灼伤疤痕。

　　每天中午，李强会给茶馆的伙计做午饭，不论做啥，老七都点点头，吃两碗米饭，评价一句，“好吃”。他总是笑眯眯的，成了茶馆里的“开心果”，他和老人学会了抽烟，游刃有余地应对老茶客对他的调侃，还开始刷抖音，最爱看漂亮妹妹跳舞。

　　有人问老七，你老了怎么办，他回答：“死了算了。”但他又最害怕：“死了就没有老七了，烧成灰灰儿了。”李强想，自己如果有一天不开茶馆，老七都要带在身边，“把他当成家里的一部分”。

　　即使是如今“成熟”的老七，最听不得的还是有人让他离开茶馆。茶馆来了新的帮工，老茶客逗他：“老七，有人洗杯子喽，茶馆不要你了。”他会立刻生气地回复：“你瓜不瓜，我是打死都不走！”然后对新来的帮工充满敌意，抢走对方手上正在洗的茶具，迅速放入水池，用后背挡起，生怕被人抢走。把茶具抱进橱柜后，老七还会自豪地补一句：“他洗不来。”

　　有时候，一根棒棒糖、一瓶冰可乐就可以让老七放下戒备心。有年轻姑娘帮他洗了几个杯子，他确认这个女孩不会抢走他的工作，便甜甜地喊一声“妹妹”，还展示他的珍藏——贴在茶馆墙上的奖状上，李强写道：“恭喜老七荣获2020年度煮饭小能手称号，希望老七天天开心，不要怕黑。”

　　有游客看了视频博主拍摄老七的片段，慕名而来。“老七简单快乐、真诚纯粹”，这名游客在成都市区工作，请了一天年假，来找一个答案：“为什么自己越来越难感受到最简单的快乐，也无法在社交中做到‘真诚纯粹’。”那段视频配的文案是：“老七不必伪装自己，不必变得圆滑，不必抽掉情绪的神经。成年后的我们很难不问自己一个问题，要舍弃多少真实的自我，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

　　茶馆包容了很多像老七一样的存在。47岁的熊刚是老七的好朋友，1岁时因病残疾，双目失明，他告诉记者，因为学盲人太累了，他就去学算命。在茶馆里，人们找他问的多是感情问题——“求而不得”怎么办？他开解对方：“婚姻的缺陷有的人能解开，有的人解不开，一般有两种办法，要么你去做点别的事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要总想着这件事；要么做点好事，自然就解开了。”

　　他说：“喊我‘瞎子’我是要生气的，但茶馆里的人都用方言喊我‘ha子’（双流方言，意为失明者），我就不生气了。”熊刚解释，“ha子”只是一个外号，就像李强也被叫“眼镜”。熊刚常去人民公园的茶馆给人算命，他说，人民公园全都是外地人，因为他们都说普通话。

　　59岁的老茶客王耀平16岁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混迹”茶馆，“主要是去收集信息，找工作”。他向记者解释，过去，到茶馆的女性多为“风尘女子”。

　　按照古时的社会习俗，女性被限制前往公共场所。这种状况从晚清开始改变，女客在特定的时间被允许进入茶馆，但是，即使是在晚清城市改良的浪潮下，“良家妇女”还需远离茶馆。

　　然而当下，年轻姑娘们会装扮漂亮，到老茶馆拍摄精致的写真，有时打眼一看，茶馆女游客的数量还多过男游客。

　　“2015年的时候，我喜欢出去旅游，玩了一年多，觉得城市都大同小异，就回到了茶馆，一回茶馆，发现好多外国人来喝茶。”后来，王耀平就没有再离开过，因为在他看来“全世界都在茶馆了”。

　　王耀平和同样爱好摄影的90后大学生龙亦成了忘年交，他跟年轻人吃海底捞，还喝了从来没喝过的咖啡。对于这种外国人的“茶”，王耀平的评价是“提神醒脑”。

　　近几年，在“观音阁”老茶馆所在的街道上，一些打着文艺标语的咖啡店开了起来，与热闹的老茶馆相比，这些店面颇显冷清。但是，在成都市区，喝咖啡早就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一份数据显示，成都的独立咖啡馆总数超过7000家，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2021年，成都咖啡门店数同比增长8.2%，2022年增长达18.2%。

　　而在社交媒体上，“观音阁”老茶馆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年轻人前去“打卡”。茶馆里卖烟杆儿的罗大爷，常年穿一件红色的中式外套，戴一顶礼帽，长长的白色胡须垂到胸前，举一把自己做的精致烟杆，吞云吐雾间，成了茶馆里被游客争相拍摄的“网红”。

　　2014年，罗大爷成了茶馆的一个角儿。他原本只是到女儿家小住茶馆人物身份关系图，在茶馆喝茶时，被李强鼓励售卖自制的“烟杆”，“给你一个座位，不收茶位费”。试营业了几天，生意不错，罗大爷留了下来。每年国庆节后，他回老家，满山遍野寻找树根制作烟杆，第二年开春又来到老茶馆卖。他还做了一根3米长的烟杆，想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李强说，罗大爷每一笔收入，都打到儿女的微信账户上，补贴晚辈。

　　有在茶馆做社会学研究的学生曾问王耀平，“茶馆的空间价值是什么”。他蒙了，自嘲道：“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生怎么理解空间价值。”但他又说，那价值“是无形的，是情感，是依赖，是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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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间位于成都市郊的老茶馆，最贵的茶不超过10元。但姑娘说，祖父是这里的常客，这杯“好茶”是替他点的。

　　李强记得，那姑娘在茶馆坐了一天，缅怀她去世的祖父。但李强也的确想不起，她的祖父到底是谁。茶馆里的老人太多了，他们花一元来泡杯茶，也泡进一种习惯的日子里——歇脚、社交、寄宿、讨生活，出现或消失都再自然不过。

　　在某种意义上，这间茶馆像城市现代化巨大液晶屏上一个灰色的像素点，专门盯着它看时，它才格外显眼。

　　在成都双流彭镇，当地人说，“观音阁”老茶馆有100多岁了，茶馆所在的建筑始建于明代中后期，150多年前，彭镇突遇大火，几乎将整个小镇化为灰烬，唯独这一座观音庙幸免于难，人们便觉得，这是得到菩萨保佑。当时，拥有水陆码头的彭镇非常繁华，过往客商到观音庙求平安时，会讨口水喝，形成了茶馆的最初形态。在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老茶馆几经变迁，现任老板李强的亲戚曾是茶馆员工，在改革开放时承包了茶馆，又在1995年转让给李强经营。

　　成都总被说成是“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的地方，但“观音阁”老茶馆仍称得上特别。它是明清川西老式的穿斗房，木质结构，没有天花板，墙壁上印着几十年前的标语。8月的一天，阳光顺着屋顶的缝隙照射下来，洒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茶馆桌板“包了浆”，放着三件套的盖碗茶，桌下是保温瓶，里面的热水来自摞在老虎灶上的十几个烧得发白的生铁壶。

　　茶客分为两类，一类是附近的居民，以老人为主，“观音阁”老茶馆是他们日常社交、娱乐的公共空间。茶馆里烟雾缭绕，随水汽升腾的还有老茶客的烟气。烟雾背面，他们气定神闲地打盹、发呆、聊天、打牌，偶尔品一口“老三花”茶。

　　互联网时代的新茶客也从全国各地挤进来，举着“长枪短炮”，把镜头对准老茶客，捕捉城市里几乎难以寻觅的“过去的味道”，再转化成社交媒体上的“流量”。

　　天热时，有老人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坐在茶馆里打牌，扯着嗓子叫喊。他们旁边是卷起裤腿、光着脚斜靠在竹椅里的中年人，人们自在又松垮。

　　“有人说茶馆里的人不文明，但‘文明’是什么？让存在于这个空间的人自由、舒适才算是文明。”“观音阁”老茶馆的老板李强说，在现代社会，人们把幸福的感受和优雅的生活、优越的物质条件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谈谈茶馆的艺术特色。但在茶馆，市井的烟火气把那些属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文明关在门外。

　　“你看这些大爷，只有心里真不藏事儿才能露出这样的表情。”一名来自西安的游客说完后举起相机，对准茶馆里擎着烟袋放空的老人。

　　在茶馆，老板李强光着膀子，穿着深蓝色的围裙，反戴棒球帽，脚踩篮球鞋，脖子上还挂着一副蓝牙耳机。

　　1981年，16岁的李强进入邮政系统工作，几年后，他辞掉“铁饭碗”，在家附近做起了小买卖，但心里始终放不下茶馆，总爱往茶馆跑，能待到后半夜去。

　　1995年，30岁的李强接手“观音阁”老茶馆，他不做麻将生意，要保留老茶馆的原样，做文化茶馆。

　　生意不好的时候，他上班赚钱，贴给茶馆，也接受过母亲的接济谈谈茶馆的艺术特色。最近10年，茶馆在摄影圈里有了点名气，游客多了，生意走上了正轨。这儿离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27公里，周围没啥景点，却总是座无虚席，竹椅子被人磨得发亮。

　　城市的现代化文明徘徊在这间茶馆的木挡门外，一进茶馆，仿若进了“沉浸式剧场”，泡在茶馆里的老人，都在演出“自我的精神世界”和一代人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

　　历史学家王笛是个“老成都人”，他在关于茶馆的著述中写道，“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农村特别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所耕种的田地，很少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更依赖市场。在赶场天，他们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铺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放松休闲。他们甚至也在茶铺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家”。

　　“观音阁”老茶馆的喝茶老人，好多都没有智能手机，作为站在“数字鸿沟”前的群体，他们仍需要从茶馆获取信息、进行社交和娱乐活动。

　　“平等、包容、尊重”是从小在茶馆长大的李强认为茶馆必须具备的特质。这间茶馆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喝茶10元、拍照10元”。但是对本地的老人，他只收1元。

　　前几年，当地政府在“观音阁”老茶馆不远处新开了一家爱心茶馆，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年轻人喝茶自愿付费。有人和李强说：“你完喽，人家喝茶不要钱，老人都去爱心茶馆，没有‘模特’，游客也不来拍了。”

　　他解释，“1元茶”当然不能覆盖茶馆的经营成本，本身就是带有象征意味的公益行为。他不会取消收钱的店规，因为在他看来，“人与人是平等的，老人花钱，意味着尊严”。李强说，花钱多少是一回事，花不花钱又是另一回事，花了钱就可以自在地享受茶馆的服务，喊人添水。“如果不花钱，他们不敢提出自己的诉求，‘放肆’自己的行为，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茶馆坐一天。”

　　“1元茶”也是老板与老茶客之间的默契，配合拍照是老茶客为留住茶馆做出的妥协。他们清楚地知道，仅靠1元茶，李强没有办法维持茶馆的正常运营，游客的“10元茶”才能养活茶馆。为了游客拍得好看，李强会表演“甩水”“蜂窝煤点香烟”。有时，老人也会配合游客摆出动作，甚至指导他们拍摄，“这个角度拍出来的光影最好看”。

　　“其实，游客喝的茶质量比我们的好。”有老人笑着说。他的猜测得到了李强的确认，为了收支平衡，1元茶和10元茶的品质确实不同，但没有老人在乎，他们在乎的是茶馆是否一直都存在。

　　早茶是一些老茶客每日生活的必选项，川籍作家沙汀在小说中这样描述吃早茶的人：“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

　　每天给茶馆开门的人并非李强。最早来茶馆的那批茶客凌晨4点就到了，他们自己把顶在门口的木板移开，打开大门，给老虎灶点上蜂窝煤，坐一壶“沸水”，泡一碗“老三花”，日日如此。“最早来的喝40分钟就走掉了，他家里面还养着猪。”

　　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人也会在天蒙蒙亮时来到茶馆，从早上5点坐到8点，接下来返回家中，做早饭、照看孙辈。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聊国家大事，也交流育儿经验。

　　8点之后，另一拨儿老人来到茶馆“”。他们从几公里之外赶到这里，一位大爷戏称，“我们是来坐班的”。他们有固定位置，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意思是闲谈、吹牛），接受游客的搭话。一位老人对年轻人说，他知道一线城市房价高，今年的毕业生尤其爱考公务员……“在茶馆但知天下事”。茶馆给老人线下社交的安全感，也成为他们了解外界的窗口。

　　历史学家王笛在多个场合分享过“甘大爷的故事”。2020年冬天，他在家中整理2019年拍下的“观音阁”老茶馆里的照片，无意间发现照片中有一位面部特征十分明显的老人，曾在2015年“观音阁”老茶馆的照片里见过。

　　时隔4年，居然能拍到同一位老人，这让王笛感到诧异又欢喜。他马上拜托在成都的学生去“观音阁”老茶馆寻找这位老人——甘大爷。学生一去，甘大爷正喝茶打牌呢。更让王笛意外的是，学生告诉他，两张照片上甘大爷的“牌桌对家”胡大爷，也仍然在那里打牌。

　　茶馆里的牌有几种，大多数老人爱打扑克牌和长牌，他们围成一圈，打到激动时，把纸牌重重扔在桌上，发出响亮的啪啪声，围看的其他老人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牌局。这个时候，如果游客上前搭话，通常没人理会。一局结束后，围观的老人才会松下神经，和身边声复盘刚刚的牌局。

　　今年99岁的钟大爷，通常会在早上5点左右就步行到“观音阁”老茶馆沏一杯茶，点一支叶子烟。钟大爷的家离茶馆约600米，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年轻的时候学做被面，飘泊打工。

　　“只要活着，哪有过不去的坎儿。”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钟大爷满足于现在安逸稳定的生活。百岁高龄，去茶馆也是呆坐，但他还是一定要去，和过去几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静静地看着茶馆和街上往来的人群，喝一口茶，抽一口烟。

　　202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钟大爷和往常一样，不到5点便来吃早茶。受新冠疫情影响，那天茶馆并没有开门。李强回忆，那位近百岁的老人就在紧闭的茶馆门口徘徊，等了许久。

　　闭店期间，李强总能看到像钟大爷一样，在茶馆外探头的老人，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街边溜达。2022年年末，茶馆的老人“归位”，他们互相开玩笑“躲不过去咯”，但谁都没离开茶馆，“比起感染风险，生活更重要”。

　　通常在午后，茶馆的游客会多起来，偶尔有拾荒者或上午没时间喝茶的老人到访。他们默默观察举着相机的“外来人”，这些人最开始来拍照，后来拍纪录片，现在开始拍短视频或现场开直播，李强和老茶客接待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年轻人。

　　“影像留下了，后辈就能拼凑出茶馆的日常，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才会被留下。”这是李强的理解，他又补充道，“拍短视频也是工作，能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逝去”有时是悄无声息的。如果一段时间里，某位老人没有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固定的位置，大家也就有了心理准备。能确认信息的话，李强就会在老人常坐的地方再上一碗茶，点一支烟，送他最后一程，这是茶馆的“告别仪式”。

　　王笛在研究中发现，成都的茶馆保留着一种老传统，有些老人会在茶馆喝茶，一直喝到去世，出殡的队伍会到茶馆绕一转，再从茶馆里买一碗茶给他进献了，才送他走。

　　即使数次温习“告别”，李强仍需要时间消化那些突如其来的怅然和失落，他与有些老茶客相处数十年，感知着他们的精神世界，茶馆这空间装盛着所有人的情绪。

　　李强曾在茶馆拍到一张照片，他回家细看时发现，照片里的大爷双唇紧紧抿在一起，眼里噙满泪水，他当下觉得，可能家里“出事”了。后来听说，大爷的儿子生了重病。

　　进了茶馆，就是茶客，不论社会身份，都拥有释放情绪的权利——有人选择和其他茶客倾诉，有人选择独自消化，还有人通过参与茶馆的其他活动转移注意力。天大的事，也可以暂且在茶馆放一放。

　　王麻是成都双流区彭镇的环卫工人，几乎每个扫完街的清晨，他都会到“观音阁”老茶馆做“义工”，开门、换煤、烧水、灌水、招待游客，没有报酬，但他乐此不疲。茶馆的早晨，是王麻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他和茶馆的朋友唱歌，大聊国际局势，“美国和日本都不听招呼（指挥）的”。

　　天亮之后，他会骑上电瓶车，回到几公里之外的布市村，照顾因“脑萎缩”生活能力逐步退化的妻子。但王麻的妻子从不和他一起去，她责怪丈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茶馆里：“天没亮，我还没醒就要去茶馆，我也不想管，这么大的人了。”王麻回应：“只能在茶馆，老了还能去哪里玩，旅游爬山吗？”

　　王笛写道：“20世纪初，茶铺被认为是无所事事的闲人们去的地方。因此，对茶铺最普遍的谴责是它鼓励人们浪费时间。”

　　与中国其他社会转变一样，“时间”这个概念也适时地发生了变化。当下，茶馆里闲适的生活状态是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部分——没有焦虑和压力，大把的时间耗在茶馆里，不必忙着去挣生活。

　　老七原名陈国庆，今年53岁，在家排行第七，父母早亡。他7岁时生病导致大脑受损，智力永远停留在了孩童时期。10年前，老七跟随从双流永安嫁到双流彭镇的妹妹而来，开始在饭馆里做工，老板吃员工餐都要把他隔开。家人心疼老七，就把他接回了家谈谈茶馆的艺术特色，老七妹妹说：“我要上班，只好把他喊来茶馆里喝茶，不然的话他到处乱跑，跑丢了咋办？”

　　2013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妹妹带老七来到“观音阁”老茶馆，点了一杯茶，桌上放了一桶泡面，对他说：“不要乱跑，下午我下班后来接你。”之后近一年里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老七一个人坐在靠边的位置，好奇地观察着茶馆里的人。

　　当时，茶馆缺帮手，有茶客和李强建议，干脆让老七来帮忙。李强招呼：“老七，来扫一下地。”老七二话没说就去帮忙，李强便说：“好了，扫了地你就算参加工作了。”

　　此后，李强给老七包吃包住，让他在茶馆帮忙，到今年已是第十年。老七就住在茶馆侧面的房间里，成了最老牌的伙计，洗杯、端茶、烧火、添水，他熟悉这儿的一切工作，李强只要招呼：“老七！”他都会大声应和，迅速赶去帮忙。因常年干活，老七手上留下茧子和灼伤疤痕。

　　每天中午，李强会给茶馆的伙计做午饭，不论做啥，老七都点点头，吃两碗米饭，评价一句，“好吃”。他总是笑眯眯的，成了茶馆里的“开心果”，他和老人学会了抽烟，游刃有余地应对老茶客对他的调侃，还开始刷抖音，最爱看漂亮妹妹跳舞。

　　有人问老七，你老了怎么办，他回答：“死了算了。”但他又最害怕：“死了就没有老七了，烧成灰灰儿了。”李强想，自己如果有一天不开茶馆，老七都要带在身边，“把他当成家里的一部分”。

　　即使是如今“成熟”的老七，最听不得的还是有人让他离开茶馆。茶馆来了新的帮工，老茶客逗他：“老七，有人洗杯子喽，茶馆不要你了。”他会立刻生气地回复：“你瓜不瓜，我是打死都不走！”然后对新来的帮工充满敌意，抢走对方手上正在洗的茶具，迅速放入水池，用后背挡起，生怕被人抢走。把茶具抱进橱柜后，老七还会自豪地补一句：“他洗不来。”

　　有时候，一根棒棒糖、一瓶冰可乐就可以让老七放下戒备心。有年轻姑娘帮他洗了几个杯子，他确认这个女孩不会抢走他的工作，便甜甜地喊一声“妹妹”，还展示他的珍藏——贴在茶馆墙上的奖状上，李强写道：“恭喜老七荣获2020年度煮饭小能手称号，希望老七天天开心，不要怕黑。”

　　有游客看了视频博主拍摄老七的片段，慕名而来。“老七简单快乐、真诚纯粹”，这名游客在成都市区工作，请了一天年假，来找一个答案：“为什么自己越来越难感受到最简单的快乐，也无法在社交中做到‘真诚纯粹’。”那段视频配的文案是：“老七不必伪装自己，不必变得圆滑，不必抽掉情绪的神经。成年后的我们很难不问自己一个问题，要舍弃多少真实的自我，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

　　茶馆包容了很多像老七一样的存在。47岁的熊刚是老七的好朋友，1岁时因病残疾，双目失明，他告诉记者，因为学盲人太累了，他就去学算命。在茶馆里，人们找他问的多是感情问题——“求而不得”怎么办？他开解对方：“婚姻的缺陷有的人能解开，有的人解不开，一般有两种办法，要么你去做点别的事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要总想着这件事；要么做点好事，自然就解开了。”

　　他说：“喊我‘瞎子’我是要生气的，但茶馆里的人都用方言喊我‘ha子’（双流方言，意为失明者），我就不生气了。”熊刚解释，“ha子”只是一个外号，就像李强也被叫“眼镜”。熊刚常去人民公园的茶馆给人算命，他说，人民公园全都是外地人，因为他们都说普通话。

　　59岁的老茶客王耀平16岁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混迹”茶馆，“主要是去收集信息，找工作”。他向记者解释，过去，到茶馆的女性多为“风尘女子”。

　　按照古时的社会习俗，女性被限制前往公共场所。这种状况从晚清开始改变，女客在特定的时间被允许进入茶馆，但是，即使是在晚清城市改良的浪潮下，“良家妇女”还需远离茶馆。

　　然而当下，年轻姑娘们会装扮漂亮，到老茶馆拍摄精致的写真，有时打眼一看，茶馆女游客的数量还多过男游客。

　　“2015年的时候，我喜欢出去旅游，玩了一年多，觉得城市都大同小异，就回到了茶馆，一回茶馆，发现好多外国人来喝茶。”后来，王耀平就没有再离开过，因为在他看来“全世界都在茶馆了”。

　　王耀平和同样爱好摄影的90后大学生龙亦成了忘年交，他跟年轻人吃海底捞，还喝了从来没喝过的咖啡。对于这种外国人的“茶”，王耀平的评价是“提神醒脑”。

　　近几年，在“观音阁”老茶馆所在的街道上，一些打着文艺标语的咖啡店开了起来，与热闹的老茶馆相比，这些店面颇显冷清。但是，在成都市区，喝咖啡早就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一份数据显示，成都的独立咖啡馆总数超过7000家，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2021年，成都咖啡门店数同比增长8.2%，2022年增长达18.2%。

　　而在社交媒体上，“观音阁”老茶馆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年轻人前去“打卡”。茶馆里卖烟杆儿的罗大爷，常年穿一件红色的中式外套，戴一顶礼帽，长长的白色胡须垂到胸前，举一把自己做的精致烟杆，吞云吐雾间，成了茶馆里被游客争相拍摄的“网红”。

　　2014年，罗大爷成了茶馆的一个角儿。他原本只是到女儿家小住，在茶馆喝茶时，被李强鼓励售卖自制的“烟杆”，“给你一个座位，不收茶位费”。试营业了几天，生意不错，罗大爷留了下来。每年国庆节后，他回老家，满山遍野寻找树根制作烟杆，第二年开春又来到老茶馆卖。他还做了一根3米长的烟杆，想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李强说，罗大爷每一笔收入，都打到儿女的微信账户上，补贴晚辈。

　　有在茶馆做社会学研究的学生曾问王耀平，“茶馆的空间价值是什么”。他蒙了，自嘲道：“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生怎么理解空间价值。”但他又说，那价值“是无形的，是情感，是依赖，是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