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茶馆文化的描写茶馆文化名字

　　王笛教授的新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下简称《茶馆》）是其“成都三书”的第二部，此前《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推出后广受好评，一时洛阳纸贵

　　王笛教授的新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下简称《茶馆》）是其“成都三书”的第二部，此前《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推出后广受好评，一时洛阳纸贵。经过十年磨一剑，《茶馆》姗姗来迟，给读者提供了茶馆这一最具成都特色的公共舞台的全景式书写。

　　清末以来，茶馆在四川尤其是成都市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馆与成都人的方方面面紧密相关，正是基于此，著者企图透过茶馆这一微观世界来观察中国20世纪前半期地方文化如何竭力国家文化同一模式的推行，以及国家权力对地方的侵蚀与渗透如何遭到地方的“弱者的反抗”。

　　在川籍老作家沙汀看来，“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甚至他对此不无微词，以为茶馆是“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泡茶馆“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茶馆本身的包容性与低成本，使之具有极大的辐射力，“有闲阶级”与“有忙阶级”在其中皆能自得其乐，并且不会成为甜蜜的负担。成都有“懒城”之称，可谓其来有自，此间茶馆绝对“功”不可没。

　　对于某些茶客而言，茶馆不是家却胜于家。他们早出晚归，时常是不在茶馆就在去茶馆的路上，吃喝拉撒皆有茶馆包办。泡茶馆重在“泡”字，即使国难当头，作为一种生活习惯，照“泡”不误！当然，茶馆里是有公共的，“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举凡街坊琐事与军国大计，都有涉及，由此“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喜欢泡茶馆的记者就颇有创意，有时径直将极佳的谈话刊于报章。

　　既有茶客，必然有老板与伙计。围绕茶馆的经营、相互竞争与联合，茶馆伙计的分类与演化，著者通过爬梳成都地方档案，结合当时的报刊，进行了细密的梳理。茶馆多为小本经营，但是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权力无处不在，茶馆经营者只好以同业公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与政府的角力中维护自身的利益。书中重建了成都当年茶社业公会的组织结构、领导阶层、成员构成与功能活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围绕茶馆业价格展开博弈。抗日战争之前显得从容，而战时与战后随着物价、资源供应的剧变，茶馆的经营格外艰难，涨与不涨，既有政府对价格的严密掌控（茶馆业以抗税甚至罢市作为回应），又担心涨价后与市民交恶，得罪了衣食父母，后果愈发不可收拾，而这当然不是经营者所愿看见的。

　　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谓爱恨交织，前者一方面尽力弥合茶馆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裂缝，除了与地方政府就行业利益进行斡旋，还组织同业支援地方政府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出于担心茶馆数量无限增多加剧行业危机，寻求地方政府对控制茶馆数量的支持，毕竟茶社业公会的权力实在有限。在国家独大的局面下，相互呼应是虚，实则相互利用而已。

　　以往中国城市史和劳工史研究者或许由于缺乏史料，或许是过多关注红色工人运动（往往是绝对人数并不太多的产业工人），对数量巨大的服务业从业者反而关注极少。这本书则对此颇为留心，考察茶馆里的堂倌与女茶房，茶博士利用其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精湛的茶艺，将茶馆里的风波一一化解。书中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等资料，大致估算出当时成都茶馆雇工数量、薪资；更将堂倌的动作举止、言语一一点出，还涉及负责烧水的瓮子房，他们早出晚归，经常满面尘灰。而在男人的世界里讨生活的女茶房，给当时的茶馆增添了不少亮色，她们的出现，既是生活所迫，更有社会风气渐开的大背景。吊诡的是，商业利益的驱动造就了女招待，而一旦女招待意识到自身的优势所在，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很快便懂得怎样以姿态、动作、声音取悦茶客。她们在从中获得回报的同时，无形中也打压了堂倌的获利空间，无良茶客的刁难、男同行的仇视成都茶馆文化的描写，加上多少残存的社会偏见，这些往往出身清苦的女子，无言的辛酸可想而知。这一细致入微的观察，应该是研究近代中国服务业从业者尤其是女招待的先声。

　　书中既考察了茶馆雇工的构成与待遇，也从他者的视角解读男女茶房的社会形象以及两者之间的性别冲突，而政府强制雇工们加入的茶社业工会，俨然成为不少雇工们不堪其扰的负担。既然加入工会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还要缴纳会费，难怪一些茶馆雇工对工会避之唯恐不及，而袍哥的凝聚力显然强势得多。当然，工会，即使是政府指导下的工会，也能适度缓和工人与政府的冲突，这种“弱势”的工会突破了以往中国工会研究的模式，更见证了国家权势的无处不在。

　　相对于茶馆表面上的喧嚣，本为政府所禁止的袍哥以隐秘的动作、语言给茶馆笼罩上不少神秘色彩，茶馆本身更成为袍哥的接头地点与活动空间。与本不合法的袍哥明目张胆地活跃于茶馆相似，“吃讲茶”，被官方厉行禁止，却在当时大行其道，而主持者往往是袍哥中的头面人物，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极佳手段。顾客之间（顾客中又有本地人和移民之分），顾客与茶馆之间，茶馆与地方政府之间，最重要的是顾客或茶馆伙计和地痞流氓之间，茶馆里的风波虽小成都茶馆文化的描写，却折射出小民的不易，社会的无序，官府的专横。正是由于茶馆的开放性，发生在其中的种种小事与纠葛通过三教九流的人物得以放大，这并未能掩盖众生在茶馆中徜徉的流光溢彩，茶馆的基调依然是相对稳定与安全的。

　　面对堪忧的国势，茶客在交流中流露出关切，然而更多的是仅仅是关切而已。辛亥与军阀混战时期，茶客以微弱的捐献以表关注时局之心。在抗日战争期间，抵抗日本侵略的氛围也渗透进茶馆，各社会团体与政府将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贴标语、海报、告示，并通过艺人表演，呼唤大家的爱国心。救亡运动以多种形式在茶馆中传递，政府甚至以抗日之名，将党化与思想控制一并输入茶馆文化名字，以权力打压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引起茶馆中人甚至的反弹。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相煎更急，政府对茶馆的控制日趋严密，党化宣传裹挟战胜日本的威势得以格式化，试图使茶馆成为其战争动员的重要阵地。原来的茶馆清谈风光不再，“茶馆家”只好三缄其口，聚会变得危险，话语沦为奢侈，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困境中，国民政府终于“国”将不“国”。茶馆依违于国家与民众之间，在看似依旧逍遥的世相中，面对以主义为口号的政权更迭，人们不禁怀疑一贯弱势的茶馆是否还能再续旧梦。

　　著者坦承：最初对茶馆这一话题能否展开为一本专书，并无太大把握，只是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后，获取了丰富的档案文献，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提示我们，新史学的思路，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支持，则往往会为“新”而“新”，所得可能极有限。新史学并非意味着一味的高空飞行，更可取的或许是在视角的转换之后，以扎实的文献说话，顺利“软着陆”，才能成就真正有说服力的史著成都茶馆文化的描写成都茶馆文化的描写。更值得称道的是，著者颇具方的自觉，注重考核书中所涉及关键词的中西差异，如对“国家”、“行会”等进行了详细的分疏，提示我们进行中西比较时，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语境。

　　无论是新文化史，还是微观史，都期待通过历史叙事来重建既往历史充满了细节的过程，尝试着用各种有趣而鲜活的记忆向读者铺陈那些光阴的故事，但仅仅如此所得毕竟有限。著者并未囿于逸闻趣事式的回忆与碎化的史料堆砌，而是将小小的茶馆放入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帷幕之中，以重大事件为观照来展开茶馆的细腻叙事，在中国与日本、中央与地方、茶馆从业者与地方政府、本地人与外地人、平民与袍哥等的互动中，小人物的各色命运与大事件的基层反响交织在一起，使得微观史的研究视角有了更具张力的历史维度，避免了微观史研究容易自说自话甚至有些鸡零狗碎的倾向。

　　著者清新的笔调，起首白描式的勾勒，书末穿越时空的想象茶馆文化名字，似乎与成都茶馆的情趣暗合，使得这本书厚重之余，也显得格外有趣。据悉，著者时下正在忙于其“成都三书”的第三部，相信有更多“能顶半边天”的女人置身其中的社会主义新茶馆，其中的味道一定更加特别。我们关切的是，在这种极力主张与传统决裂，“男”不“男”、“女”不“女”的新时代，成都还会是那个成都吗？